我国1953年《选举法》即规定了对代表的撤换制度，五四宪法第38条、八二宪法第77条规定了对全国人大代表的撤换和罢免制度。
对此，可以税法上的事先裁定制度为例加以说明。在行政程序法立法过程中，可尝试以诸如确保行政效率之类的原则性条款做统一部署。
在行政事前答复的程序化问题上，也产生了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立法态度。因而，本文特就此专门讨论。但是，行政事前答复的拘束力从行政机关开始作出答复既已启动，约束力自许诺（答复）生效以后产生，[104]其并不需要仰仗答复内容之外的任何其他条件。现阶段，勉强能够作为行为依据的，只有国家税务总局 2013 年发布的《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大企业个性化纳税服务工作的意见》。但是，行政事前答复的后期发展逐渐打破了这一局面。
[78] （二）本文立场 本文认为，在我国的行政行为体系中，对于已经获得制度化的行政事前答复，应该将其定位成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或者类似于比较法上的处理，将其定位成行政处分，具体理由如下： 1. 对行政指导说的否定。转引自张哲玮：《税务预先核释制度现况分析与检讨》，《中正财经法学》2014年第8期，第217页。[25]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化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8页。
(三)社会合法性基础之普适的法治理念 中国特色的法治道路是中国法治国家建设唯一正确的选择，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同样要遵守法治普适的基本理念和制度价值。第三，共同体是基于个体结构的真实连接。因此在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造中，要体现党的领导和依宪治国、依宪行政的关系，这个问题的宪法制度构建对法律共同体的构建具有根源性的意义。从关系上看，法律共同体要体现法律与道德、宗教教义等的互助与不同。
[22]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我们认可这种观点，但是我们也认为共同体注定是多样化的，在理论上，共同体这一术语是对自古以来人类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发展的高度概括和最近总结。
法律共同体必然是共性和特性的交织，但是共性是首要的特征。人的生存和自由是法律共同体的终极价值目标。如《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所言：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8]国家同样也需要通过某种秩序即国家法律秩序而得以构建，因此国家可以被视作由法律治理的共同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实现法律共同体的宪法塑造。
与公民而言，要建立法律共同体下的公民法律规则意识，并通过全民守法而形成协调一致的法律行为。也基于此，法律共同体呈现出范畴上的多元性。法律共同体所谋求的宪法秩序首要的是国体问题，但是在国家性质界定中却有一国两制的制度存在。[15]因此，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要将具有普遍意义的法治文明的原则和内涵有效地融入到制度中去。
法律必然为道德设立底线，但是道德的高标准要求却又有效地促进法律制度和法律目的的实现。法律共同体的最高性表现为共同体内人们协同行为要以宪法最高性为基础，谋求部门法依据宪法的效力规则体系，具体法的内容与价值不能与宪法所规定的内容与价值相抵触，从而使法律承受者的行为表现出一致性。
中国法律文化不具备宗教法的基因，因此传统法律文化中的道德基因将是法律共同体中国宪法构建所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是构成中国特色法律共同体的制度基础，在宪法的法律共同体构建中，需要对上述制度作出协调、统一的构建，发挥制度作用。
宪法应表现出对相关普适法律理念的尊重，在共同体互助性、功能自足性以及整体性基础上，表现出对超越区域特别限制的宪制文明和法律制度理念上的契合与共荣。(二)本土化资源与法律共同体 法律共同体的构建要求法律制度的构建不仅仅是对西方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提供脚注和制度补充，而且要在重视上述问题的基础上，切实地实现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宪法在法律共同体的自足性和互动性上，要体现出对共同体的共同美德的塑造，这不仅是制度上的、理念上的，更是共同行为上的。[20]参见【德】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68页。法律共同体所塑造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念是社会的最低伦理要求，法律共同体和道德规则、宗教规则、村规民约等具有互助意义。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在构建和谐民族关系上要体现宪法的智慧，需要构建符合共同体精神的民族关系。
[16]刘茂林等：《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宪法的实施必须要有地方法治，合理的地方立法权的设置是法律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27]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47页。从地域看，法律共同体具有语境主义下的特有禀素彰显，并因此而呈现出共时性层面上的差异和历时性上的相互借鉴。
[9]而在法治社会中，诸如共同体该如何构造、法律共同体的品格、法律共同体的历史进程和正当性基础、国家需要服务于何种目标及其系统正当性等问题都是法律共同体的构造所应该思考的问题。法律共同体理念要体现法治的和谐理念。
[2]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做了论述，共同体成为其社会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更进一步的调和渗透到政治结构之中，使得不同部门不至于陷于事实上的反对状态，并使他们彼此作出某种妥协，甚至相互传递信息和主张[33]。封建法下的儒法合流存在的问题根本上讲是其理念基础与现代法治文明相脱节的问题。宪法秩序约束下的法律制度需要通过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形成共同体下的行为的协调一致。
根据启蒙时代的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观点，人类共同体源于——或者至少在概念或者正当性上——在共同体成员之间建立的契约或者类似于契约的关系。法律共同体将会经由古典宪法、近代宪法和现代宪法的成长而凝练出的高级法律背景，并最终形成以成文宪法、观念宪法和现实宪法组成的宪法秩序。
改革和法治的关系也是法律共同体所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在法律共同体的框架之内，政策先行的做法需要谦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强调重点领域立法，确保国家发展、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把发展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更好结合起来。[32]刘茂林等：《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载《法学评论》2007年第5期。
法律共同体的互助性要体现出对法律共同体政治美德的塑造，因此宪法不能单项的、割裂的看待共同体规则，宪法基本上是一系列的调和，而不是一系列的反对。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的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
[12]正如鲍曼所希望的：如果说在这个个体的世界上存在着公共体的话，那它只能是一个由做人的平等权利，和对根据这一权利行动的平等能力的关注与责任编织起来的共同体。宪法构造 一、问题的提出 法律共同体天然的具有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的继承性，而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1]。普适的法治理念作为法律共同体的社会合法基础要求在重视法治文明价值的同时，也要有语境主义的改造，这也是法律共同体的社会合法性基础的一个重要方面，语境下的法律共同体要素需要价值无涉的事实判断。就内部而言，不仅要有以宪法和法律为载体的法律制度的构建，更需要科学、民主的立法精神，也需要执法、司法、守法的协同一致。
法律共同体包含了以宪法为最高行为规则的法律体系内部的协调，同时也包含法律共同体与其他成员之间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法律观念以特定群体特征为外观，诸如传统社群中的互惠、互助和共享的财产权观念等，都是基于共同体一致的差序格局观念都体现共同体意志。
法律共同体的宪法构建，于当下的理论问题而言，需要重视党的领导和法治的关系、改革和法治的关系。[12]于洪君：《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国与世界良性互动》，载《当代世界论坛》2013年第12期。
公有制还是私有制、一党制还是多党制、三权分立还是民主集中制等问题的讨论已经失却了探讨的时代意义，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正确性，也以实践的巨大生命力证成了公有制在中国发展新阶段的独特制度魅力。同时法律共同体在法律主体协同一致的行为构造上，要体现出法律与宗教教义的关系以及法律对宗教自由的保障上，因为宗教教义问题说到底也是道德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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